2019税改大年,面对透明监管,企业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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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的范冰冰事件,让所有人关心个人所得税问题。

  “单纯从税的角度讲,某省的某个房地产公司偷税被查了,一个土地增值税都是好几十亿的税款。(之前曾有新闻报道)相比之下,范冰冰交的税并不算多,但她自带流量,让全民都感受到了。”

  今年又是税改大年,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但为什么企业感到“名减实增”?现存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税改要去往何方?

  今天临沂九星会计为大家整理了国家税务干部学院客座教授、法学博士阮志勇所解答的11个税改真问题。

  中国税负为什么这么重?有哪些纵深维度?

  纵观全球,中国的税负偏高。福布斯曾发布《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中国在全球排名第二,第一是法国。中国税负结构主要以增值税为主,以所得税为辅。美国以所得税为主,相比之下,美国的税制结构更加公允,最终以是否赚钱为主要判断标准,多赚钱就多交税,没赚钱想多承担更多的税负也很难。

鞭法,整个历史的演进过程,也是个收钱的过程。所以说,税收是个技术活。哥尔柏说,税收这种技术,就是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

  对于企业来讲,中国宏观税负的增加,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流转环节。增值税是中国最主要的税负,就等于价外税转嫁给消费者。这个过程可以理解为:商品在流通环节产生了一些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也产生税务,到了个人消费层面,又产生一些税。

  如果单看每一项税,横向对比全球,中国的税率其实并不高。但是,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再加上一些费,老百姓和企业家的感受是多维度的,综合在一起,大家就觉得税负比较重。

  还有一些是政策和宏观环境的原因。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对国内的出口企业影响很大。

  去年,国家税务局又透漏消息,说投资企业要按照个体工商户“先分后税”原则,缴纳35%的重税。很多投资企业家不淡定了,亏的钱没人管,赚的钱如果按照这种税率累计,基本上LP(投资合伙人)都不干了。

  后来又提出社保入税,对企业压力也很大。之前大家用工方式都比较粗暴,如果一家公司全员交五险一金,全部按照公转私的基数去缴纳,包括残疾金、公积金等,其实很少有企业能盈利。

  中国宏观的社会成本也在推升,这个过程中,除了房产、土地成本上升,资金去杠杆外,人工的成本也在攀升。2008年劳动法的改革,保护了很多劳动者的权益,但客观上也推高了江浙、广东一带的中小企业宏观用工成本。换句话说,中国的宏观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

  综合以上,中国的税负就“显”得很重。

  企业为什么感觉到“减税增负”了呢?

  国家是真的在减税,增值税从16%降到了13%。但为什么企业仍然感觉压力大呢?是因为过去中国经济是“野蛮”的发展方式,很多企业税务活动不合规,即使税负再减,也离他们的预期有很大差距。在大数据的今天,由于监管水平的提升,企业压力变得更大了。

  就好比税负是60分及格,现在从80分开始减税减负,往60分降。最后发现,实际上以前才30分的,降到60分也很高。

  2018年有很多热点,能够让大家重新审视税负问题。比如说范冰冰事件,全民关注,如果单纯从税的角度讲,某省的某个房地产公司偷税被查了,一个土地增值税都是好几十亿的税款。相比之下,范冰冰交的税并不算多,但她自带流量,让全民都感受到了。

  很多专家喜欢判断未来中国税负是增高还是降低,其实这个判断意义不大。我用分子、分母来表示,税负如果降下来,纳税痛苦指数就降下来了,这是分子变小,但更重要的是分母要变大,就是纳税基数要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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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中国有一部分人在交税,其他人不交,那国家的压力就很大。无论基础建设,国防安全,还是基础运营,压力都很大。

  如果所有人都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依法纳税,那涉税基数就会变大,只有所有人都纳入征管范围,分子的痛苦指数才会下降。至于对未来的判断,从宏观上,涉税基数会变大,更多的人会纳入监管体系,更多的资金会纳入监管体系。

  政府大力减税,税收总收入却仍然快速增长。为什么会出现“名减实增”现象?

  从我们的视角去看,这是伴随着国家营改增产生的。之前的营业税阶段,其实很多企业和商家是不开发票的,税负就进入不了流通环节。甚至整个供应链中,从生产到销售渠道,再到商家,最后到消费者手中,都可以不开发票,大家都没交税,自然觉得“税负”较低。

  营改增之后,等于最后一个环节被卡死了,每一个环节都有抵扣业务,都得跟上下游去要发票,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连坐”的税制,所以就会导致整个供应链都去收税。

  这是减税效果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就是有一些盲区存在,随着大数据监管技术的完善,客观地讲,原来的很多税务盲区会被纳入到监管范围之内。先前很多企业“偷、逃、抗、骗”(偷税、逃税、抗税、骗税),有很多方法,但现在一切都很透明,必须去合法地纳税。

  监管水平在提升、企业纳税意识也在提高,就导致虽然税负下降了,但是纳税的基数在增加,税收总额还是在增加的。

  政府财政这么吃紧,我国究竟还有多少减税空间?

  减税并不意味着一定减财政,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经济的调节器,国家通过减税的方式获得更多税源,这是减税的目的之一。

  减税了,有些企业才可能生存下去,才能够“放水养鱼”,水大鱼大,活下来的企业多了,企业长大了,才能贡献更多的税收。从这个层面看,并不是减税之后一定就要减财政。

  经济有周期和规律,现在中小企业压力大,通过一轮减税激活小微企业,让他们更好地生长,扩大规模。我们的小微企业减税周期一般是2年,如果2年后,企业仍然压力很大,那么就再做一轮减税,减税是刺激和调节经济的一种方式。

  中国是不是过了减税最佳时期了?

  根据拉弗曲线,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会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使税收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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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为拉弗曲线

  我国个税免征额提高、税率下调和增值税税率一降再降,但它们并没有使个税和增值税的收入总额下降,反而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18年个人所得税13872亿元,同比增长15.9%;2018年国内增值税61529亿元,同比增长9.1%。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税率已经过了最佳平衡点。无论是因为外在的全球减税潮,还是因为拉弗曲线所蕴含的经济学原理,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确实该适当下调了。让利于民,才能够长期地产生更多税收和就业。

  面对透明监管,企业该如何应对?

  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我们认为,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很多企业已经习惯了“合规不赚钱,赚钱不合规”。举个例子,为什么民营企业在一段时间内、在特定产业里,可以竞争过国有企业?这是个很敏感的话题。很多国有企业,给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它的任何一个业务、发票、生产的工人都需要合规。所以同样业务,国企就不具有竞争力。(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原因,现实中还有国企垄断资源、享受国家补贴等问题)

  不合规是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就像生产电饭煲,要做研发,要付知识产权费、人工费、开发票要交税费。一些小作坊不合规生产,伪冒你的产品,在销售环节也不交税,那么同样的电饭煲,合理合法的厂商,就竞争不过不合理、不合法的厂商,因为成本不一样。

  对消费者来说,他们感觉价格便宜,质量好就可以了。这个过程中他不会关心企业是否给工人交五险一金以及企业生产环节各种进货是否索要发票。这些都是问题,都产生了竞争的差异,最终都导致合规不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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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过去2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很多企业习惯了不合规,把不合规当成能力,当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了。所以,将来转变心态十分重要。

  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在同样的法规下,应该去突出你的核心能力,而不是靠不合规操作去获得市场空间。中国企业经过了野蛮增长阶段,未来是产业迭代进化的过程,企业要找准核心竞争力,适应合规发展。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政府的作用是提供舞台,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舞台,守法的企业高税费,不守法的企业偷税漏费反而怨天尤人,显然不符合正常的价值观。通过深化税费改革进行标准规制之后,守法的喜,不守法的忧,就能回归到公平正义。

  减税究竟有没有效果?是不是迫于美国压力才进行的?为什么很多专家反对减税?

  现在有很多专家、智库认为,中国的减税并没有实际意义,是迫于美国压力下的减税,因为不减税,企业就跑到美国去了。

  正如前面说的,税收是经济的调节器,普遍减税可能意义不大,但此次减税很有针对性。中国的问题实际上是个系统问题,除了明面的税之外,还有很多“负”,比如企业的一些隐形成本。

  还有就是社会成本的攀升,比如医疗、教育、住房领域的三座大山,让所有人都感到压力很大。

  这是系统问题,很多人把综合问题都归结在税上,税成了一个爆发口。但这是社会民意的体现,减税必须伴随着减负。就像总理说,要割自己的肉,必须落到实处。

  企业如何享受税收减免优惠?

  既然国家大力减税降负,指明了方向,企业自身就应该以大环境为依托,根据减税方向进行一些自我调整,这个是很必要的。

  总体上,大环境是税负降下来了,但能不能惠及你的企业,要从微观角度考虑。每个企业都要考虑相关的政策和经营模式、商业模式,去做一个适当的调整,包括一些业务拆分,业务调整等。相信,1万亿的降税雨总会落到你的田上。

  中国的税改为什么越改越复杂,未来会怎样?

  在国外,我们说要尊重有钱人。为什么?因为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家门口的公路,国家的基础设施都是有钱人交的税,尊重有钱人就是因为要尊重纳税人,尊重纳税人的义务。

  对于中国来讲,也逐步会是这样,是否纳税就应该是看赚钱没赚钱。社会就像金字塔,有钱人在上面,就有义务纳更多的税,他也更受人尊重,因为对国家做的贡献更多。

  因为数据问题,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实际上变成了工资税了。

  范冰冰事件的问题就是,她是有钱人,但她避税的手段比你多,她核定的税率可能只有4个点,而你每个月可能交到40个点,这样不公平。工资税大部分是金字塔下层的人交的,头部富豪交的少。

  中国现在的税负系统很复杂,将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化繁为简。未来一定是走向所得税方向的,资本性所得就是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所得就是综合所得。未来居民账户,很可能向政府开放,所有人都要回答资金来源,无论是私对私转账还是取现金(摄像头监管),所有人都变得透明,数据客观留在那里,要经得起推敲。

  大众瞩目的房地产税,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

  房地产税已经排在全国人大立法进程中了,对此我有两个判断:第一,房地产税是一定会征收的;第二,房地产税一定不会大幅影响房价。

  从税的本源上讲,税与你有钱没钱相关,跟你持有的资产和收入结构相关。房产能够体现一个人综合收益和资产状况,从未来大的趋势上说,房地产税该征,它应该是一种更公平、更公允的一个体系。而且,如果房地产不纳入到征收的范围,那谁该多交税、谁该少交税,无法公平地衡量,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但房地产税不会大幅影响房价,房地产税的实施,更多地是遏制炒房行为。它的征收对象不会是有第一套房子的人,有可能也不是有第二套房子的人,而是拥有第三、第四、第五套房子的人,就像个人所得税一样,它有一个较高的累进过程。

  立法者的出发点是为了遏制炒房,对于房价来说,影响价格的还是供求规律。而且大幅度下冲的房价,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债务情况,也会对居民负债率产生严重影响,会形成系统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情上,大家尽可放心,不必担忧。

  中国能否打破“黄宗羲定律”?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大学问家黄宗羲总结出一个历史规律

  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现代学者秦晖总结其为“黄宗羲”定律,是中国“九大历史定律”之一。

  以此推论:在工业社会中,如果政府的征税权不受控制,税制每改革一次,企业的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

  2019年是中国的减税大年,国家出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减税政策,总理要求动政府的存量利益。中国能跳出“黄宗羲定律”吗?

  说实话,这种现象或者说“定律”之所以能出现,关键在于政府开支的增加。中国古代农业立国,国家的税收主要来源于农民,除了盐铁税外,来自工商业的税收很少,主要用来支付皇家私人用度开支。

  由于缺乏近代的金融系统,因此无论工商业发达与否,国家对其的监管都没有可靠的手段。用黄仁宇的话来说,就是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因此,也就难以依赖这种其实并不小的财源。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第一方面,从农业税角度,中国已经完全取消农业税了;

  第二,对工业来说,税改是不是一次比一次重呢,这个不可凭一而论。当下,税的核心是调节整个经济生态,让它更趋向于健康,从国家角度讲,是希望经济更繁荣。对企业来讲,省下来的税费,可以发工资、进货、扩大生产,就能够促进更多的就业。

  但在特定情况下,税降了,经济不一定就会见好。在这样一些情况下,比如加大社会福利等,就会提高税费,这是一个周期,是一套系统复杂的工程,跟很多因素有关系。要研究人和税制,就要考虑它的实施效果。未来我国金三系统(金税三期)并网后,营改增转入国税系统后,征管效率提高带来的影响会远远大于税率小幅下调释放的能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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